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印度首席記者愛德華•盧斯 2008-01-04
在西方人眼裏，我們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學，恰如演奏鋼琴在雙耳失聰的人看來，只有指尖的跳動而沒有樂聲。——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印度最偉大的詩人，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在遇到安德列之前，我已在印度生活了四年多。這位63歲的法國老人將一頭花白長髮梳成馬尾辮，是吠檀多哲學的忠實追隨者。我與他雖是初次見面，卻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當時我到位於印度南部的奧羅新村做短暫探訪，這個國際新村是由一位年逾九旬的法國夫人米拉·阿爾法薩（Mira Alfassa）于1968年建立，在這裏每個人都尊稱她為聖母。她用奧羅賓多·高士（Sri Aurobindo）的名字給這個村莊命名。奧羅賓多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領袖之一，他的一生充滿傳奇，從早年求學劍橋到後來參加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活動，最終在印度半島景色宜人的東南海濱成為學者兼教授，這本身就可以用一兩本書來記述。安德列告訴我，聖母米拉于1973年“脫離了她的肉身”，當時距奧羅賓多逝世有23年。但幸運的是，這位富有探索精神的法國老人與聖母米拉一起度過了她在奧羅新村的最後幾個月。 自安德列移居奧羅新村以來，這裏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型精神修煉所，居民已擴展至幾千人。其中大多像安德列一樣是西方人，來這裏尋求印度哲學的真諦。像安德列一樣，他們大多認為印度是個與眾不同的國度，擁有獨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安德列說，印度是人類得以生存下來的關鍵所在。而我此行來奧羅新村就是想知道印度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能讓人們產生這樣的信仰。安德列把我迎進他那寬敞潔白的屋子，飲著洛神花汁，然後對我說：“在歐洲，你感覺自己是完全迷失的。在西方，你是屬於社會的，只能亦步亦趨地追隨固定的模式，你應該擁有一套房子、一份工作，你的整個生活都得以金錢為中心。而印度不一樣，印度是個獨特的國家。”他強調說，“要是沒有印度，這個世界將會貧窮到只剩下物質。”他的話贏得了在坐各位的一致贊同。 安德列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當時的許多年輕人一起在北非的抗法戰爭時期去阿爾及利亞服過役，但沒有染上士兵的那些不良習氣。退役後，在巴黎的某個下午，他聽說有一個關於奧羅新村的會議。當時他已試著閱讀了流傳最廣的印度教典籍《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對印度哲學略有瞭解。不久他便離開法國前往印度。安德列的這些描述都是坦率的，但他沒有解釋究竟是什麼把他吸引到印度來的。“對於我來說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我不明白為什麼別人不能理解”，安德列說，“幾千年來，印度一直在調和種種分歧和差異，並將它們融匯在一個統一體之中。印度有一種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精髓，它會告訴你在林林總總的生命背後，有種叫做‘統一體’（unity）的精神現實。”可能是看到我一臉困惑的神情，安德列又接著解釋道：“今天的人類正面臨著一場全球危機，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夠解釋生命的輪回和萬物的融合，指引人類通往超意識的道路。”他說道：“除了印度以外，沒有哪個國家能接納奧羅新村，它無法在西方世界存活下來——在西方，人們只會將它變成一種狹隘的宗教團體。” 聖母米拉希望奧羅新村不只是一種狹隘的宗教團體。然而關於她的各種記述五花八門，我們無法真正感知她的真實面目。她一生留下了許多神諭般的、晦澀難解的言辭。1878年，米拉·阿爾法薩出生在巴黎，父親是土耳其人，母親是埃及人。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米拉就有一種“與大自然交流”的傾向。她還能跨越時空，與“未知世界的神靈和生靈交談”。長大成人後，米拉開始不倦地遊歷不同國家，感受多樣化的文明，探索人類生存的奧秘。最終，她於1916年來到印度並遇上奧羅賓多·高士，正是奧羅賓多給了她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們共同發起了一場新的精神運動，旨在告訴人們印度將幫助人類達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他們將這場運動稱之為“超意識主義”（supramentalism）。在印度，還有其他類似的精神運動和其他聖母級的人物。但是作為精神修煉所，奧羅新村有著更為深厚的根基。 在遇到安德列之前，我曾參觀過馬特裏曼蒂爾廟（聖母廟，Matrimandir 就是大黃金球啦），那是一座高聳的球形建築，直徑大約為150英尺，通體覆蓋著金色的花瓣狀的圓片。這一奇特景觀不由讓人聯想到好萊塢電影中的太空船降落在這片熱帶土地上。在清靜寬敞的廟內，大約有二三十人散落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樹下，彼此相隔一段恰當的距離，在落日餘暉中做著瑜伽的伸展動作。他們大多是白人，有一兩個可能就來自洛杉磯。奧羅新村有兩三千名居民，大多過著和安德列類似的生活，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俄羅斯人、韓國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歐洲人，只要流覽一下電話本就可一目了然。我的嚮導邁諾布·泰戈爾（Manob Tagore）是一位嗓音柔和並極具親和力的孟加拉人，他告訴我，單從電話本判斷可能會高估這裏的本地人的數量，因為很多西方人已經改用了印度名字。邁諾布告訴我，他很小的時候被帶去見聖母米拉。“她總是那麼平靜，她那種平靜也使我平靜下來，”邁諾布說，“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安德列讓我解釋我是誰，我想要問他什麼問題。我告訴他，我是一名英國記者，在印度生活了許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婭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為什麼印度對如此多的外國人有如此強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卻感受不到這種力量。我沒有說的是，在我看來，幾百年來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強加於它的“精神聖殿”的重軛之下，印度人也早已習慣于草草應付西方人的這種期待，只是有時會稍加點綴而已。幾個世紀以來，尤其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期間，許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將印度視為獨一無二的超自然文明體。較之許多殖民統治者的蔑視態度，大多數印度人當然更願意接受這樣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麥考利勳爵（Lord Macaulay）曾寫過一段引起公憤的話：與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個印度的文學與哲學全都不足掛齒。溫斯頓·邱吉爾的評價則更為惡劣，他說，印度“是一個有著野蠻宗教的野蠻國家”，“就像赤道那樣，它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1]更不幸的是，持這種想法的人還不在少數。 與此相反的則是另一派同樣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為深厚的觀點。法國小說家安德列·馬爾羅（Andre Malraux）寫道：“印度在夢想和時間上與我們相距遙遠，它屬於我們靈魂所附的古老東方。”[2]與他持相同見解的大有人在，德國哲學家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曾說，基督教的《新約》應該來自印度，因為這個國家有著人類最溫雅和善的文明。[3]如果要在麥考利和馬爾羅，或是邱吉爾和叔本華之間做出選擇，人們自然會選擇馬爾羅和叔本華。雖然在過去的250年中，西方學術界對印度有過許多公允的評價，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為兩派，或不屑一顧，或充滿浪漫幻想，這樣的看法延續至今。印度人大多傾向於浪漫派。印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曾寫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樂道於歐洲人對印度的浪漫詮釋或讚揚，這是因為長期的殖民統治極大地摧毀了人們的自信心，故而對這樣的評價尤為喜歡。”而這樣的想法不只限於歐洲人，也絕非屬於遙遠的過去。當阿瑪蒂亞·森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來到哈佛大學後，他發現在著名的“哈佛書店”中，所有關於印度的書都被放在“宗教”欄目下。[4] 安德列自然同意後一種觀點。然而我最想問他的是，他對印度的這種純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為印度有如此眾多的貧困人口而動搖過。每一個到印度的人都不難發現它濃郁的宗教文化與駭人的貧困景象並存。在印度，敬神與瀆神似乎總是聯繫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將貧窮歸因於人們在前世犯下的錯誤。靈魂轉世的信條則似乎可以讓人們忽視現今的貧窮悲苦，甚至成為一些人安於貧困的精神支柱。面對身邊四處可見的貧困景象，安德列真的可以不為所動嗎？他望著我，有些惱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國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質主義的虛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念頭，於是再次強調了這個觀點。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財富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這個國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財富。“但即使印度擁有了電視頻道、手機和其他現代化生活設施，它也決不會濫用它們，沉溺於其中。”安德列說，“對此我毫不擔心，因為這是印度。” 不能簡單地將安德列的這些說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熱信徒的胡言亂語。顯然，這個法國人研讀過艱深的《梨俱吠陀》（Rig Veda）、《奧義書》（Upanishads）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裏那種信徒。他的信仰裏沒有狂熱、最後審判日以及虛妄的幻想。大多數奧羅新村人既不飲酒也不吸食大麻，他們不需要遵循任何具體的信條或教義。他們只需要認同印度對未來世界有著獨特的哲學和道德重要性，這也是許多印度人認同的觀點，無論他們有無文化修養。 雖然奧羅新村的居民絕大多數是外國人，但在今天的印度，類似的情緒也甚為普遍。同樣，安德列的很多觀點，尤其是關於印度超凡脫俗的觀點，即便在倫敦諾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區或是好萊塢貝佛利山的聚會中，也會得到人們的一致認可。簡而言之，一種浪漫精神仍在主導著外國人和印度人自身對印度的看法。實際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傳統形象、符號和辭彙裏，認為印度超凡脫俗的觀點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就算那些有意識地拒斥該觀點的人，有時也會不自覺地成為它的宣傳者。 道別時安德列擁抱了我。他說，儘管我是英國人，但他仍然喜歡我。他略帶歉意地說，絕大部分英國人他都不喜歡，因為他們過去在印度的所作所為，也因為他們總喜歡顯得與眾不同，比如靠左行駛和拒絕加入歐洲貨幣聯盟，還因為他們的優越感。他說：“印度將引領世界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每個人都應該明白這點，即便英國人也不例外。” （待續） （注：《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是本報前駐印度首席記者愛德華·盧斯的新書，已由中國的中信出版社出版。獲得中信出版社的授權，本網從今日起選載該書的部分內容。） [1] 拉瑪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邱吉爾的印度演講》（Chruchill’s Indiaspeak），印度教徒報星期日增刊（The Hindu Sunday magazine），2005年6月5日。 [2] 安德列•馬爾羅（Andre Malraux），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轉引自潘卡季·米什拉（Pankaj）編的《心中的印度》（India in Mind），紐約：古典書局，2005，第172頁。 [3] 阿瑪蒂亞·森，《好辯的印度人：論印度文化、歷史和身份》（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倫敦：艾倫·萊恩出版社，2005，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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